——接受点名，我的回答是：

（1）你觉得爱的意义何在？——爱可以被拥有而不能被占有。“拥有”爱的人伟大，“占有”爱的人渺小。爱的意义在于让爱与被爱者幸福、快乐。

（2）结婚意味着什么？——结婚是一种选择，或者是直面生活，或者是对压力屈服，或者这样的选择是为了日后的跳跃……至于我本人，生活以创作小说《剑啸风云》为主，还不太想让自己的生活发生大的变化，所以没有动婚的意向。

（3）如果有来生，你愿意记着谁？——我不认为有什么来生。但如果非要假设，我愿意记住所有的人，帮助过我的人，我帮助过的人，爱过我的人，恨过我的人，我爱过的人，我恨过的人，熟悉的陌生人以及陌生的熟悉人……正因为大家的共同的存在才有了我现在的生活本身，而正是这样的生活孕育我这个人，而我的小说中也正是在这样的生活中孕育出来的，所以我愿意记住这样的生活以及其中的所有人。

（4）你觉得自己现在活着的意义何在？——毕淑敏说：人生没有意义，但是你要为它确定意义。2005年8月之前，我一直困惑；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我思考着、试探着，后来渐渐自己确定了意义：思考、写小说、写人性、写生活……

（5）怎样才是失败？——失败是相对成功而言的；我对成功的认识是：如果你觉得自己的人生有意义，生活相对比较快乐和幸福，那么你就是成功的。反之，那就是失败了。

 

由于不想给朋友施加压力，所以我不会对任何网络朋友“点名”；如果你也想参与这个游戏，那就评论、留言在后面，或者自己帖文在自己的blog上就好了，自愿吧！

——乐宗雪
2007.07.08

风中沙堡 

    
　　有两个女人，她们的命运像是一种充满示现意味的对生。仿佛沿着历史的脊棱线纵走，一人在向阳的光处，另一人在向阴的暗处。但某一日，历史忽然翻了个身，光亮的便进入了暗影，黑暗的进入了光明。凤凰博客|:h3GO1N1b E
　　这两个女人，一个是雷妮·瑞芬舒丹，一个是汉娜·鄂兰。两人皆生于二十世纪初，年龄只差四岁。都是美丽的女性，都曾与一个和纳粹有关的男人传出过绯闻。但他们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出生于德国的犹太人，这使得她们在不同时刻，分处历史脊棱线的两侧。凤凰博客/f3B T0c e b
　　瑞芬舒丹生于一九零二年，柏林。原本是个舞者，后来成了演员、导演。一九三四年她接受希特勒的邀约，为国家社会党的纽伦堡阅兵拍摄纪录片。这部《意志的胜利》，以及两年后受国际奥委会委托拍摄的柏林奥运纪录片《奥林匹亚》，均被视为电影美学的经典，影史上的重大成就。大战一结束瑞芬舒丹就遭到逮捕，入狱。因为是美丽的女性，人们也从未停止猜测她是不是希特勒的情人。凤凰博客U1sTm5o0]UN
　　对于汉娜·鄂兰，这趟旅程恰恰是反向的。她出生在一九零六年。作为一个犹太人，她的青年时代正成长在反犹太氛围的步步进逼之中。十八岁，她爱上了师长海德格，两人的书信往返透露了不寻常的感情。对年轻的汉娜·鄂兰而言，那似乎是一段痛苦的爱。海德格已婚。并且，若说当时的德国正被割裂为两端，一边是跟随纳粹领导的“正确”的人群，一边是受迫害的、反抗的犹太人与共产党员等等，则汉娜·鄂兰与她当时仰慕的海德格并不在同一边上。海德格也许和瑞芬舒丹一样，即使不是直接地支持纳粹的意识形态，也是对它底下的牺牲者视而不见的。当弗莱堡大学的校长因拒绝接受政府禁止犹太人受教育的命令而被免职，海德格正是接替成为新任校长的那个人。凤凰博客 Um1P?"Ni4_I}+s T
　　战前，汉娜·鄂兰参加营救反政府人士的活动，遭到逮捕，监禁五个月而后逃脱。一九三三年她离开德国，逃往法国，再往美国。经历惊涛骇浪的历史，她的哲学开展盛放。关于极权主义，关于恶的平庸，关于人的条件……战争结束，时间将从她被压迫者于暗处的位置，转向光亮的舞台一侧，她成为二十世纪无法忽视的思想与声音。年轻时那聪慧但神经质的美丽，蜕变为晚年舒坦放松智慧的笑容。
,F5n ?#jf~7N h0　　一人被丑恶包围之时，另一人正注视着美。一人站上发言台时，另一人背负骂名而缄默。在历史的脊棱两侧，两个女人的命运微妙地对称着。凤凰博客Lh^YR,E#s8G
　　造成命运位置的这道历史的脊棱，本身便是变动的。当犹太人遭遇迫害，被赶离家园、监禁杀害的大难之日，对汉娜·鄂兰和她的同胞而言，正像是一个世界的倾覆吧。而当国家与强人兵败如山倒，自己被暴露在胜利者的审判之前，这对瑞芬舒丹，又何尝不是原来世界的解消？
J~Op htT0　　命运被给予一个地址，但只是暂时的地址。那地址有时使我们目盲。在历史的某个时刻，当瑞芬舒丹关注于阅兵与奥运、镜头前的美学时，她或许真是没有看见，或者看见了而不曾理解那些被压迫流离的人。专注于一片叶子，便错过了一整座森林。凤凰博客j SI h%~e
　　但风中沙堡消散，重组。睁开眼时，原来站在城堡里的，到了城堡之外。凤凰博客h R1J}7|9@%b R'j
　　也许那才是个起点，开始认识自己作为人的处境。
)nUG4Qsq.^"R Xa y0　　汉娜·鄂兰认为，只要改变了与时间的关系，人可以获得重生。重生的关键，不是遗忘，而是宽恕。在审判战犯的高潮时刻，她仍然谈论宽恕。不是去宽恕恶的行为，凶杀与暴行不能被宽恕。是宽恕人。那些在平庸陈腐的恶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之人。他们和我们一样。凤凰博客h8F'P&X1A*W7s
　　她说人类生命是世界所造就的，每一个主体都同时是客体。她说：“多样性，是地球的法则。”凤凰博客t&X5\ e:R ~8jUk
　　我总觉得，这正是看过了世间变换的沙中风暴，曾目睹历史正反面剧烈翻身之人，所说出的话，所养出的宽容。
x0}#fh%G/^0I9u0　　至于瑞芬舒丹，我所知有限的、关于她后来人生的片段是这样：她沉寂了一段时间，不再拍电影，也许人们认为这位为纳粹拍片的导演已经完了，但她似乎用另一种方式看见她所关注的美。六十岁时她旅行到非洲，在努巴人的部落中住了一段时间，拍摄一系列照片。七十一岁她学了潜水，进入热带海域彩色缤纷的世界。九十三岁那年苏丹内战爆发，她冒险前往，探视当年曾在她镜头前的努巴人，直升机坠毁，却只伤到老太太的肋骨，她活了下来，这惊人顽强的生命力，仿佛注定要睁大眼睛见证动荡二十世纪的完结。她死时是二十一世纪二零零三年，活了一百零一岁。

来一点享乐主义

 作者：小意   

“但凡是人的事，就没有一件真的非常重要。”——柏拉图

    是的，是的，我也知道，香烟有害健康，性爱也很危险。最近，这个国家在流行一种讨厌的古怪毛病，这种毛病就是，想当然地认为:“要是你能远离所有快活的事儿，你就能长寿、幸福。”但是，在连烟都不许抽的工作场所一路小跑，手里抓着鼠标，装出一种资产阶级的典范生活，你真的就幸福了吗？一周要工作六十小时，泡在有价证券一览表和满当当的日程表里出不来，难道就是好日子的要素？我可不这么想。
    最近这些年，西方社会变成了一个千变万化的大同世界，充斥了通明的灯火、媒体的操控、全球性流言蜚语、让人绝望的竞争。人们日复一日盯着电脑屏幕，就连午餐都在电脑桌上吃，用掌上电脑来安排每天的日程，给自己的孩子安排的时间就叫“游戏约会”。想变得更富有、更瘦、更成功，甚至，难以置信的是，还想变得更年轻，这一切困扰让上百万的人拒绝承认，其实我们认为自己每天都在向美好生活前进的信念根本就是一种误导。工作忙碌了一天，我们急急忙忙赶回家看逗乐的纪实节目，就是为了第二天到办公室讨论电视里种种人造的陌生生活中的倾向和怪癖，生活压缩得只余下了事后感。狂热的生活节奏有时可以被巧妙弥补，诸如锻炼健身、无碳水化合物的菜单、严格配给的少量冰草饮料、在网上精心安排两个星期的“休假”。你看到了吧，这就叫幸福。
    这种混合式生活，还要添上反复无常的法规，让抽烟的人挤到人行道上去;让快餐店宣布快餐食品会让人发胖;对电子邮件来往的监控；公园的长椅也要变异，长出了分隔装置，不让人躺下来;还有各种普遍适用的对语言和生活方式的限制。似乎，我们——大众——都变成了小孩，一辈子都需要人家教导，唯恐我们一不小心就开始考虑自由意愿和个人责任，从此走上了危险的道路。
    在一定意义上，“好日子”成为人们想象中的遥远终点，只有通过坚定的决心和疯狂的努力才能到达。就像站在轮子上的、摄入了过量咖啡因的仓鼠，我们开始奔跑，汗流浃背，牺牲，恐慌。压力不为人所知，满心憎恶。可能薪水涨了，不过消费也高了。尽管外表风风光光，可是内在的情感匮乏和邻居不以为然的嘲笑，似乎越来越巨大。这样的人生规划出了什么问题？难道我们忽略了什么幸福的关键因素，没有把它们包括其中吗？打赌吧，蠢货，确实如此。
    这个东西叫做愉悦。愉悦是什么？牛津美国字典把快乐定义为“愉悦或满足的表情或感受。”而享受则是“得到愉悦的方式。”所以，看来快乐和享受根植于愉悦，而如今愉悦却已经处于灭绝边缘了。并且，愉悦向来都是享乐主义的灵魂，自享乐主义在古希腊第一次出现之时便是如此。
    在这个充满压力、负担的紧张时代，人们希望寻找放松和逃离的方式，并非是巧合。如果因为对辉煌的纵情时光的期望不现实，或者干脆出现了绝望感，感觉到巨大压力，因为这种期望超出了现有的生活水平，打破了生活的和谐与平衡，那就事与愿违了。不能刚跑过马拉松，就当头给你一锤，这肯定不好。你不能戒食一个月，然后就立刻吞下整个蛋糕;也不能剥夺自己几年的幸福和愉悦，一直追求变成一个超级明星，得到的结果不过是为了逃离压力，天天喝得烂醉如泥。问题的秘诀是，调整节奏。
    吃蛋糕，喝酒，躺在海滩边的吊床上，捧着杯热水看星星，都是享受，不过千万不要把一切都塞进一个日程紧张的六天“休假”里。如果你一天天放松下来，让步于美好、愉悦和自我放纵，你所能得到的不仅仅是每天的快乐，而且，当压力过分时，行将崩溃和爆发的可能性也小了许多。享乐主义的艺术需要经常练习，才能真的应用自如。
    大部分定义都认为，享乐主义是一种把愉悦和快乐视为最高准则的生活方式。一个享乐主义者，就是把追求快乐和远离痛苦视为最高追求的人。这么可爱的生活前提，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人扭曲误解了，许多人对此颇不以为然，或者说，其实是相当反感。难道追求快乐远离痛苦真的是一件坏事儿吗？婴儿，这种被所有人认为是天下最纯洁的生灵的小东西，不也在追求怀抱的温暖和满足吗？不也会因为尿布不舒服大哭吗？他们就是这样，他们不曾编排自己，不曾把自己训练成反天性的可笑悲苦处境，否定自我，艰苦朴素。
    愉悦是好的,极乐世界也是好的。无度可能不算好，不过剥夺自己的生活乐趣，那就只能被称为愚蠢。只有艰辛工作、美德、牺牲和自律的生活，这叫殉道者，毫无疑问殉道者是讨厌的情人，糟糕的朋友，宴会上最无趣的客人。当然啦，什么好东西走到极端，都会变坏，不过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真正的享乐主义原则，只会成为一个快乐的人。理所当然，快乐的人毋庸置疑，会让殉道者滚到隔壁去，一个真正快乐的人对这么沉闷的人不可能有兴趣。
    真相就是，我们活在一个人为恐惧的时代，电视报道总提醒我们电梯杀手、变态情人、无法觉察的底裤摄像头，而吸大麻的男人跳出了窗户！女人因为长了笑纹，就被解雇了！新娘点了甜点，新郎直接给倒了！哦，好吧，这个世界真的很危险，不过有的时候，你还是得找找机会。香烟可能对你的健康有害，但是被车撞死的机率也差不了多少。生活充满意外，不可能有什么保证，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没有愉悦、美好，没有合理的自我放纵，生命不但悲惨，简直就是浪费。尽管宗教极端分子咆哮如雷，生活导师们喋喋不休，还有无情的心理学家，享受生活还是能够做到的。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欣赏别人的自由和快乐，快乐的概念似乎拨乱了保守派朋友身上的坚硬羽毛，他们一直在奋力前进，左摇右晃，生怕从螺旋式上升的道路上一脚滑下来，脑海里全是催人泪下的家庭破裂传说。纵观历史，无论在哪一个世纪，人们经常拒不承认毫无节制的危害，特别是在生命变得转瞬即逝、空洞无力的时代，更是如此。“只活在今天”成了对明天充满怀疑的人的战斗口号。但是这些年来，如果没完没了大肆渲染的悲剧真的教育了我们，那就是告诉我们一切都有限度。所以，是的，永远要考虑毫无节制的后果，好在阿们什教徒的晚餐和卡利古拉的酒池肉林中间，还有很多条小路。
    现在的大气候，整个世界都处于最不安全的纪元，危险无处不在，自然灾害时时迫近，然后致命一击，世界仿佛不比纸糊出来的房子更稳当。不过，认为这种时候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叼着水烟筒，就未免想得太简单了。恰恰相反，人们的不安全感，表现的方式多种多样。有些人会更狂热地坚持他们的信仰；有些人则低下脑袋，艰难跋涉，相信只要能控制自己的事业、身体和金钱，就可以控制世界;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被本能牵引，走出去，走到生活的天井之中，跳了一个漫长的轻舞。在这些人的心里，能够听见佩吉·李[Peggy Lee（1920-2002）美国20世界最重要的女爵士乐歌手]慵懒清冷的歌声飘浮在远方，“这就是全部了吗？”这些人，是你愿意交往的人。
    反对这种思想的侵蚀，切掉电源，对自己说声不，去参加派对，永远不会晚。

尊重别人的法则，也是一种恩惠。

施恩图报

作者：毛宽桥

    2006年夏天，在德国留学的中国青年杨立从波恩港出发，沿着莱茵河开始了他的自行车旅行。

　一天，当他来到莱茵河沿岸的一座小镇投宿时，却被几名身着制服的警察拦住。德国国内的治安相当不错，几名警察对他也很客气，在仔细询问了他从哪里来之后，彬彬有礼地把他请到了警局。不明就里的杨立非常紧张向警察询问缘由，可是对方对情况也并不清楚，说是受一个叫做克里斯托的小镇之托来寻找他。　

　来到警局不久，杨立就接到从克里斯托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小镇镇长掩饰不住欣喜地告诉他，要他回克里斯托小镇领取500欧元的奖金和一枚荣誉市民奖章——这是小镇历来对拾金不昧者的奖励。

　原来，两天前杨立路过克里斯托的时候，将捡到的一个装有几千元欧元现金和几张信用卡的皮夹送到了市政厅，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就悄悄离开了。这次镇长希望他回去，他当然是想都没想就推辞了。镇长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施恩不图报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自己如果接受那笔奖金和荣誉，反倒显得动机不纯。　

　镇长想了想，问杨立：“你知道我们是怎样找到你的吗？”

　 杨立说不知道。镇长告诉他，在他离开后，镇上的人们立即开始打探这个善良的东方青年的下落。由于杨立在镇上只是稍作停留，镇上的人也只是听说他在沿莱茵河旅行，连具体的方向都不清楚。小镇的警局只好把对杨立相貌的拼图电传给上下游两岸的十多个城镇的警局，发动了百余名警力，这才把他找到。　

　听到两天来克里斯托小镇如此劳师动众地寻找自己，杨立很是感动，也很不理解：既然自己都已经离开，还有必要如此大费周折吗？如果不找的话，岂不是替失主省下了这笔钱吗？

　镇长听到他的话之后，用英语说了句“东方式思维”，然后严肃地回答：“施恩不图报，并不是你们中国人眼中简单的个人问题。可以说，你拒绝我们的请求，已经相当于在破坏我们的价值规则。那些奖励你可以不在乎，但你必须接受。因为那不仅仅是对你个人的认可，也是整个社会对每个善举的尊重。对善举的尊重，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也让我们有资格去劝勉更多的人施援向善。所以，我们才不能因为你的无私而放弃履行自己的责任。”

　这番话颠覆了受中华传统熏陶的杨立对“施恩不图报”的理解，也让已经旅居德国近一年的他第一次真正认识到所谓的“德意志智慧”，还有这个民族近似古板的严谨和固执。最后，他终于答应回到了克里斯托，因为他明白自己实在辜负不起那份尊重。

孟子和小科员

龙应台

　　面对代表“权势”的市长，却表现得如此傲慢，傲慢到不尽情理。于是在思索自己的思想和人格养成过程时，不禁自问：这种对权势的“傲慢”，究竟其来何自？

　　傲慢

　　一九九九年七月，我正在筹划一趟单车旅行，带两个孩子去走莱茵河岸。五天单骑，一天二十公里，大概可以沿河百里。正在研究地图的时候，接到台北马英九市长的秘书来电，大意是说，因为马市长希望邀请龙教授回台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请龙老师把履历寄到台北。”  

　　我记得自己当时不假思索地答复：“要履历？我又不跟你们求职，干嘛要寄履历给你们？需要认识我的话，去书店买我的书啊！”

　　没几天，接到马市长自己的越洋电话。从电话的交谈中，我知道，这个人，还真的读过那些没什么意思的书了。

　　又过了几个礼拜，接到市长贴身秘书的电话：市长将亲自到法兰克福来，晚上八点多到，“龙老师能不能到他下榻的酒店一谈？”

　　我也记得自己当时三分玩笑、七分认真地答复：“只有‘王’来见‘士’，哪有‘士’去见‘王’的道理？欢迎市长来我家一谈。”

　　于是市长风尘仆仆从台北飞到罗马，在罗马密集而繁琐的公务行程之后，只身与秘书一人，摆脱了记者团，悄悄飞到法兰克福机场，再从机场搭出租车，在德国的暗夜中寻找我离城二十里路乡下的家。

　　是在进入了政府的公务系统之后，在长达近四年的公务生涯每天工作十六小时的高压后，在受尽了政治的折磨和实务的历练之后，回想到当初的“跨星际”接触，我才认识到自己身上“知识分子的傲慢”是多么的不食人间烟火，多么的自视清高。

　　我不是个高傲的人；曾经有记者观察到，在签名售书的场合里，当我坐着为排队的读者签名时，如果年长的读者出现，我一定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为他签名。但是面对代表“权势”的市长，却表现得如此傲慢，傲慢到不尽情理。于是在思索自己的思想和人格养成过程时，不禁自问：这种对权势的“傲慢”，究竟其来何自？

　　立正

　　从记忆深处第一个浮上来的，竟然是孟子。十三岁的时候读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虽然还不知道何谓富贵、威武和贫贱，也不懂“淫”、“屈”，和“移”，作为动词，里头有多少层次的意义，但是句子的斩钉截铁，以及那斩钉截铁的语言所释出的一种简单但绝对的力量，显然让年幼的我深深震动。高中时，读到《滕文公下二》的原文，才知道，孟子认为权倾一时、让王侯畏惧的强人都不是真正的“大丈夫”；真正顶天立地的君子品格，只有在富贵加以诱惑、威武加以震吓、贫贱加以压迫的情况之下，才测试得出来。

　　有一天，在乡下和几个同学在“民众服务社”打乒乓球。突然听见很大声的“立正”的命令。声音那样熟悉，原来是父亲，穿着一身整齐的警官制服，带着几个警察，向前来视察的分局长敬礼。我正要继续打球，球才举起，就看见父亲吓阻的眼神；立正在他身后的警员更是一个箭步过来，把我们几个穿着拖鞋短裤的初中生连推带拉排成一列，挺身站直，让我们举起右手抵着额头，做出军警的敬礼姿势。 

　　不知为什么，我竟然觉得受到了此生未曾有的侮辱。晚上，十五岁的我拿出孟子《尽心篇》，走到父亲面前，说，“你看！”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我想对他大叫的是，“你为什么要我们立正敬礼？你为什么不知道‘说大人必藐之’？那个分局长是什么咚咚，凭什么要我跟他立正敬礼？”

　　父亲正在一盏昏昏的灯下剪他的脚指甲，腿翘在一张竹凳上。他放下小剪刀，坐好，接过我的书，还真仔细地把古文吟哦了一遍，明白了我的抗议，把书还给我，说，“你把孟子最有名的那一章背来听听。”一眼瞄到弟弟正在一旁无所事事，说，“来，一起背。”

　　姊弟两个，一高一矮，就立在那破旧的警察宿舍昏昏的灯光下，开始背《告子下》：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背到这里，我嚅嚅诺诺背不下去了，比我会读书的弟弟一个人朗声继续：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怎么“动心忍性”，如何“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没有印象；但是“说大人必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倒在我心里深深印刻，不可磨灭。

在那一天，十五岁的我──不知道人世的艰辛，不知道生活的磨难，不知道自然法则的残酷，不知道人性的脆弱和黑暗；十五岁的我心中暗暗发誓：长大以后做什么都可以，但绝不做那必须向人立正敬礼的人，也不做那被别人立正敬礼的人。    

等到后来读到《公孙丑下》孟子引述曾子“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而对齐王表达“士”与“王”分庭抗礼的独立位置时，我大概已经被孟子熏陶得差不多了。

　　独立

　　没想到自己在一九九九年真的去“做官”，进入了一个等级分明、令出必行的体系。我发现自己一方面做决策，发出指令，一方面努力在培养官员的独立意识，也就是说，当上位的决策者给出错误的指令时，做为下属的人，如何能够不盲从。下属对于上司，如何保持一种独立判断的能力？如何保持直指上司错误的勇气？在培养官员的独立意识上，我不放过任何一个教育的机会。

　　有一天，一份盖满了章的公文一路旅行到了我桌上。盖了那么多章，表示下面一串官员全同意了。仔细读，却看得我直皱眉头。原来这是市长室下来的公文。某月某日某经济园区落成，市长要去剪彩了。为了剪彩的风光，市长室的官员请文化局责成下属美术馆配合剪彩时段，在该园区办一个美术展，同时，请文化局安排开幕时现场表演节目。

　　不需多想，我在已经盖了好多“拟办”章的公文上，写下推翻一切的局长批示：

　　1.美术馆展览属艺术专业范围，自有其严格规定之专业流程，不宜配合市长剪彩“演出”。

　　2.文化局对市民负责，非市长幕僚。安排表演活动目的在培养市民美学则可，在“配合”市长剪彩则不可。以上事宜由新闻处幕僚单位出面作业较妥。

　　龙         

　　公文批好之后，再把科员、股长、专员、科长一路到主秘、副局长都请来局长室，拿着白纸黑字的批示跟同仁沟通观念：文化局是台北市的文化决策机构，独立行使职权，对市民负责，它不是市长的幕僚或“化妆师”。文化官员应该有这样的基本认识，从最微小处就不容许文化为政治服务，不容许文化局沦为市长的辅选活动局。官员本身有文化独立的意识，就可以避免将来的掌权者公私不分，职权滥用。

　　“以后市长室再来这种指令，比照办理。”

　　谈完后，同仁一一离去，主秘却不走，面有难色，欲言又止。我知道他有话要说。

　　他极坦诚地告诉我这孟子的学生：“局长，您的理念我完全了解，而且赞成，但是，能不能不要形诸文字，因为公文复阅，回流的一路上每一个官员都会读到，给市长室的人难堪，就是给市长难堪，不太好。官场还是有官场文化的。您还是让我去用电话表达比较好，原批示可以擦掉。”

　　我默默看着这资深公务员大约足足两分钟之久，心中深深感动，他如此细致而诚恳地卫护一个“误闯”官场的人，怕她受伤害。思索片刻之后，我说，“明白你的细心，但是，如果不落文字，这一路上旧观念的公务员不会认识到文化行政独立的重要。有白纸黑字，才能让公务员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吧，包括市长室的公务员。”

　　主秘无奈地拿着公文起身离去，“而且，”我说，“我有信心市长自己也会支持这个立场。”

　　我其实并不知道市长会怎么反应，但这是个很好的测试吧。当天晚上，跟市长通电话，我把这个批示原原本本道来。他静静听完，轻松地说，“对啊，本来就应该这样啊。这种观念是要建立的，很好。”然后开始谈别的公事。以后，文化局再也没有接到过类似的指令。

　　教训

　　不见得总是成功，但是我努力维持自己的独立，也要求属下官员培养独立意识。三年后，有这么一个下午，我在视察一个剧院工程时，看见工地上一排被拆卸一半的楼房露出一整面难看的墙壁；准备上油漆暂时遮丑的鹰架已经搭设完成。黄昏迟迟的阳光，刚好把鹰架那横七竖八的竹影，淡淡地，错错落落地，斜斜洒在那颓废斑驳的墙上。

　　我被那刹那间发现的美，惊呆了。站着不动，好像听见阳光在那墙上悠悠移动的声音。

　　从美的震撼中回过神来，我交代随行的高级官员：不要上油漆了。就请艺术家把阳光自然投射的鹰架的影子，淡淡地画在墙上，就是最美的公共艺术了。

　　高级官员说，马上办。

　　过了两个星期，我问专管公共艺术的承办人，那面墙做好了吗？

　　那是个讲话娇滴滴、十分腼腼的科员，大学毕业，管的事情庞大复杂。公共艺术牵涉到城市景观和艺术的环境。台湾任何一栋公共建筑工程款的百分之一，必须用在公共艺术上；当公共艺术被界定为艺术家与公共空间，尤其是与市民大众，之间的情感互动时，它的创作本身以及与市民对话的过程，就变成艺术作品的主体，处理起来非常繁复。

　　她说“还没”。又过了两周，仍是“还没”。过了一个月，仍是“还没”时，我准备发火了。把科长和科员请到面前，板着脸质问延宕原因。这个娇滴滴、十分腼腼的科员，轻声地说：

　　“局长，公共艺术，您不是说，‘公共’的意义就是，它必须来自艺术家的创作，而艺术家的创作还要经过一个和市民互动，得到市民响应、接受的过程。您不是说，过程比艺术品本身还重要。那一面墙，尽管只是划上一点影子，其实都是公共艺术的范畴，就应该经过那整个艺术家创作和市民互动的流程。局长说画什么，就画上去，可能违背了公共艺术的基本精神。我觉得不太妥。”

　　她静静地陈述。我静静地听。

　　那面墙，没有处理。

　　真的，除了孟子，小科员也给我上过课。

一个和五个

●乔叶

        我有一位中年同事，曾经当过知青，骨子里透出一种淡泊悠远的性情，与众人迥然不同。我曾经十分惊异，他为什么能够在这个繁华浮躁的尘世里真正摒弃五光十色的诱惑，如闲云野鹤般气定神闲地生活，直到有一天，他对我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往事。

        那一年他才十八岁，正在参加一项大型的水利工程建设。他所在的第四排险小组共有六个人。那一天，他们点过炮后，照例躲到一块事先选好的大石后面。一阵巨响之后，大石被震掉了一些碎石，最大的一块恰好砸到了一个人头上，那个人当场死了。

        他们五个人眼睁睁地目睹着这个刚才还和他们嬉闹说笑的年轻人一瞬间便痛苦而迅速地跨过了生死的分水岭，就这样消逝了思维、语言和生命。

        “当时我们都没有说一句话。”他说。是的，有什么好说的呢？面对人人都必须承受却又无法预测的生死大限，又能说些什么呢？

       二十年后，这五个人都依然生活在世上，但是生活方式却大相径庭。一个人按照正常程序娶妻生子，吃喝玩乐，那个人的死没有在他心中激起任何波澜；一个人则通过这个偶然事件看透了世事无常，于是抱定主意及时行乐，终因犯罪而身陷囹圄；另外一个人也始终忘不掉那个血淋淋的场景，极度担忧自己会重蹈覆辙，久惧成病；还有一个人从此不愿再想那么多，终日浑浑噩噩地生活着；最后一个人强烈地认识到了生命的有限和可贵，彻悟了许多道理，不再为一些身外之物而困扰，学会了正视生命和珍爱生命——他就是我的那位同事。

        死去的永远死去了，他抛出的生命绳索却引导出五种不同的生命指向。同一件事情，为什么会在五个人心中反射出截然不同的色泽和道路？

        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死去的那个人造就了活着的五个人。然而活着的五个人，却又分别造就了各自的一个人。

        一个，是一个。五个，是五个一个。

        其实所有的生活历程和生命表象都有太多的雷同，世界上的人之所以会呈现出如此纷繁的类别和形态，也许只是因为思想的迥异、心灵的异质和灵魂的层次。

       【引文地址：http://hi.baidu.com/qingfengyang/blog/item/8a67fb366c5438330b55a956.html，点击浏览】